疫情专题：疫情和歇斯底里

译者：武亦文（精神分析实践者）

宏观心理上的歇斯底里

2020年关于禁闭的歇斯底里化，使人联想到弗洛伊德派的歇斯底里中焦虑的转换紊乱：”麻痹、挛缩或不自主动作或运动性放电、疼痛、幻觉”（弗洛伊德，1925年，第228页）。还可以加上无聊、抑郁、一些轻度的情绪紊乱，以及一些生活周期的紊乱（比如睡眠紊乱），更不用说屏幕依赖、饮食紊乱、疯狂的吸烟、独自酗酒或失控的毒物瘾。
 

对触碰的回避，对接触的禁忌，对污染的厌恶，与卫生或清洁的极端关系，强迫洗手和清洁门把手，这些强迫性肛门特征在当前卫生防疫的歇斯底里话语中都能找到。在我看来，在这里我们不能把弗洛伊德的三种经典神经症（歇斯底里、强迫症和恐惧症）相互比较，而是应该把它们汇集成一种歇斯底里的发狂的话语。在一定程度上强迫症和恐惧症是歇斯底里的母语的方言，或者说是其语言上的衍生词。在这种情况下，强迫神经症是一种强制的歇斯底里，恐惧症是一种焦虑的歇斯底里，而歇斯底里总是一种转换的神经症。 
 

确实存在一种宏观心理上的歇斯底里化，即主体神经症中我们所熟知的强迫性特征、恐惧性特征和歇斯底里症状。另外，拉康还谈论当一个主体进入分析时通常存在的关系和话语的歇斯底里化。这种歇斯底里话语不仅有孤立主体的倾向，更重要的是它孤立了与大他者的关系的特征之一，即靠近的身体接触。这种身体上的回避很容易会滑向旷野恐惧( l’agoraphobie)。

Photo : GAR, 2020

旷野恐惧，与死亡焦虑

关于与大他者的关系的歇斯底里，在当前的旷野恐惧版本中，不能被完全理解为对严格意义上的性冲动危险的防御，而更确切地说，可以被理解为对死亡危险的抑制性和精神运动性的防御。在这个意义上，死亡焦虑被理解为类似于阉割焦虑的东西（弗洛伊德，1925年，第246页）。正是通过这个角度，文明的大他者在社会纽带的大他者后面出现了。主体面对的是一个神圣的、不可见的、无形的大他者，超出了主体的大踏者。生物化学家说，它甚至不是一个有生命的有机体，而是一个攻击生命的分子物。"小于100纳米的病毒不能算作有生命的有机体，因为它不能单独地自我复制。它由分子的装配组成，主要是DNA或RNA和蛋白质"（Bernier，Agouridas & Vialle，2020）。

问题是，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无论我们是否在不知不觉中已被感染，它都是一个在自身肉体中尚未发生的创伤事件。它可能不会很快发生。这样的一个没有发生的创伤事件，让我们想到弗洛伊德派的强迫神经症中症状形成的两种辅助性和替代性方法之一。在其中，主体试图让事件不发生，将其隔离。在与冠状病毒的对抗中，显然，不是让它不发生，因为它就在那里。只不过它还未攻击到主体，尽其所能地试图预防它的主体。
 

根据弗洛伊德的观点，这种状态促使我们在症状的形成中唤起预防、防范、谨慎措施的建设，"为了使某些确定的东西不发生，不重复"（弗洛伊德，1925年，第237页）。这些措施是完全合理和可理解的，然而部分地，这些措施却伴有神奇的态度、赎罪的仪式或非理性的热烈，目的是 "消除"未发生事件的恶(malignité)。 “那些没有依照所愿的、应该发生的方式发生的事情，通过重复，使其不以任何其他方式发生"（弗洛伊德，1925年，第237页）。而这些重复神奇地证明了一个没有发生的创伤事件可能会成为问题，其中旷野恐惧对禁闭的需要的徒增可以是一个例子。
 

根据弗洛伊德的观点，旷野恐惧的主体会产生一种幼稚的退行，他能够出门上街，条件或者是必须有一个他熟悉的并让他感到安心的人陪伴着他，或者是他离家的距离不能超过一小段（弗洛伊德，1925年，第244页）。稀奇的是，这两个对冲动或危险的高度防御的条件竟被2020年的禁闭措施所履行。也就是通过强制性证明，或许通过口罩，以及恐惧症的远离条件，即通过对离家最多一公里的强制性的尊重，来起到安慰的作用。
 

旷野恐惧的敌意会因源自亲密体验的敌意而倍增。这种变动的一个例证是孤独恐惧症，以一种躲避 "孤独手淫的诱惑"的方式来体验（弗洛伊德1925:244）。在这些情况下，旷野恐怖患者会把自己禁闭在有伴侣或者有一只家畜的范围内，他们作为防护客体在起作用，以对抗死亡危险的焦虑和某些性冲动。相反地，这些被防止的冲动仍然可以在某些抑制中找到替代物，起到焦虑的口罩的作用。我们有性快感的抑制、饮食的抑制、运动技能的抑制、工作中的抑制（弗洛伊德，1925年，第206页）。在这样的挫折和剥夺的画面中，对禁闭的愤怒可能是对死亡焦虑的防御，矛盾的是，也可能是禁闭的欲望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