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官能症其中的冲突，介于想要放出眩目夺人的异彩和想要被爱之间，导致他们开始合理化或掩饰这种竞争性，这都是我们的文化不断增强的。

在荷妮的个案中，这点包括在面临“被每个人认为是很出色的学生”时，却告诉自己，自己是很愚蠢的。这种充满罪恶感的自贬身价，并非像佛洛伊德提出的，是对父亲的道德标准、超我认同的结果，而是企图防止他人发现自己潜藏的敌意。小孩正是以相同的方式，极度担忧会不小心泄漏这种感觉，不只是因为“文化的态度认为批评父母是一种罪恶”。

父母错误的对待引发一些性格特质的形成，这些性格特质又被文化所增强——荷妮以这个观点为1937年的书下结论。多年之后，她让这个主题和法西斯主义产生关联。以前，她很自傲于可以容忍法西斯主义以及其反对者。如今她将自己未能在政治上保有确定的立场，归因于童年时期的感觉，认为如果不是“无任何批判地敬爱一方父母，或为了她实现他们的野心，或屈从于一位自我牺牲的母亲的要求”，她就不会被接受。她宣称是这种童年的历史，使人们愿意接受法西斯主义的蒙骗，因为它“承诺会满足他们所有的需要”，人们也愿意无条件地顺从其要求。

她在结论中提到，答案在于人们必须在自我决定和“在做出判断和决定的个人能力”方面变得更加强壮。多年以前，英国的精神分析师玛丽恩（Marian Milner)以略有不同的女性心情来发展这个主题。关于没有决定力这点，一般人是欢迎多于懊悔，她认为对权力主义意识型态确定性的默从，是从内在的空虚和混杂飞出来的结果。后来她找到原因，认为是害怕失去层层围绕的关心和支持，这样的关心和支持第一次是在婴孩时期由母亲所提供的。无论如何，更多注意力被放在由芮克和佛洛姆所发展出来的，对法西斯主义政治取向和父系取向之精神分析式的说明。

芮克在《法西斯主义的大众心理学》一书中，说明德国中下阶级对希特勒的支持，是来自于他们的性本能，之前这些性本能被父亲权威之名潜抑下来，以保障农田及生意的安全、忠实，结果是训练他们会屈从于任何像父系的人，如佛耳之辈。

和芮克不同，佛洛姆接受荷妮的反本能心理学。在他的书《害怕自由》中，他认为德国人对法西斯主义的支持，是因为它承诺了一种父系的领导架构和一个强壮的德国，这样的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及继之而来的经济崩溃中消失了。荷妮认为这本书和她自己的书持同一个论点。佛洛姆说，法西斯主义用一些取代实现人们内在自由的方式，让权威主义的人们可以找到一些撑起自尊的方式，透过认同并屈服于那些冒充有力的父亲形象的人，并且苛刻地主宰那些看起来比自己赢弱的人。

波兰出生的精神分析师米勒回归到一种更加公平地看待法西斯主义母性和父系根源的观点上，这些观点都是荷妮在1930年代所提出的。她认为受虐和虐待的性格特质——正如荷妮加以命名的，精神官能症式地渴求情感和权力——并非源于天生的本能，而是父母利用小孩来达成自己的目的。父母为了让这样的苛待有正当的理由，于是诉诸米勒所谓的“有害的教育学”，这种教育哲学认为，为了小孩自身的利益，天生本能的存在需要透过服从父母的意志来加以训练。米勒写道，小孩因为害怕会表达出其所导致的痛苦和敌意，必须潜抑这些感觉。取而代之的是后来强迫式地重演父母的这种苛待，成为受虐的受害者，或虐待人的父母。用这些名词，解释了希特勒和德国人民的虐待狂——她将希特勒的病态（他的虐待——受虐异常和梦魇)归因为是有害的教育学的结果——他的母亲太怯懦，无法保护儿子免受丈夫暴力的伤害，以及她被缠缚在理想化大儿子的想法中，但是大儿子已经过世了，她爱的从来不是真正的他。

米勒很正确地注意到这类普遍存在的、不适当的母亲及父母照顾的经验。荷妮强调分析师和个案双方都有必要认清父母苛待的事实，但是她忽略了心理层面影响的方式，会受到小孩自身的需要、欲望和幻想所左右。在这方面，克莱恩对小孩内在世界的说明（这些将在后面的章节详加描述），为米勒和荷妮所提出的，纯粹外在、现实取向的观点，提供了更进一步的看法。

荷妮和与佛洛姆所成立的精神分析“文化主义者”学派，在将注意力放在社会对个人心理形成的影响这段重要的过程中，却忽略了佛洛伊德所观察到的个人与社会之间冲突的观点，而为人所诟病的。荷妮实际上是将佛洛伊德对社会冲突的认定（虽然是很概要而且没有符合历史）用一种自鸣得意的妙方来替代，认为只要没有自私的父母，个人和社会就会达到本质上的和谐一致。更要紧的是，她正在承担一个任务：放弃佛洛伊德有关婴孩时期性特质的理论。这点，以及她从母性经验中所获得的更进一步结论，很快地就使她被佛洛伊德精神分析学派驱逐出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