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弗洛伊德的精神病个案：Carl Lieberman 
 

很多人说弗洛伊德不做精神病个案，或者连弗洛伊德早期的与弗里斯开展的精神病的通信中的个案都说成弗洛伊德误判，与此同时，有的人则把弗洛伊德的癔症研究的个案说成边缘人格或者精神病——滑稽的是和前面那帮是同一帮人，这些人说这些的时候也经常不是真的在关心精神分析历史。无论如何，现在我们给出的这个个案是精神病则是毋庸置疑的。
 

Carl Lieberman（1900-1969），男，是纽约最富有家庭的成员。父亲因为继承了爷爷的啤酒公司，因此，富甲一方。然而，据家庭医生Stieglitz记载，这个孩子与其他孩子不同，从小就不爱参加集体活动。在12岁的时候，他会因为看到或者想到男性下体有长包皮的景象和念头，而产生性兴奋。他自己满足于自慰的时候，强迫性地幻想对因为自己精子而诞生的孩子进行集体屠杀。
 

Stieglitz还提到，他在耶鲁学业期间并不开心。他会去游泳池偷看男人的裸体，以及偶然产生和男性交媾的梦境。而且很喜欢看下体有长包皮男学生。1922年学业结束的时候，Liberman产生妄想念头，Stieglitz把他介绍给自己的精神分析的同事：Leon Clark（他的介绍弗洛伊德的小书很早有翻译成中文的。），后者发现了他的恋物癖。然而只做了短暂时间的分析。为了成为一名艺术家，他去了欧洲，1924年在苏黎世，那里认识了Pfister，并且咨询了他。后者觉得是很难的个案，于是把他介绍给Eugen Bleuler。在问诊中，他给Bleuler讲了自己的强迫性的念头：怕街边路过的人，以及自己强迫洗手的行为。Bleuler排除了强迫神经症的诊断，于是跟Pfister写信提到:精神分析如果有用的话，只能以教育的方式，而不是以分析无意识的方式。
 

后者觉得自己没有能耐接这个严重的病人进行分析，于是给弗洛伊德去信求助，Pfister和Lieberman在1925年2月一起见了弗洛伊德。然而，直到1925年10月弗洛伊德才抽出空闲，而且，先给他的父母去信，说明这个个案需要很长时间的分析，而且更加重要的是，他们不能期望可能有多么大的改善。Lieberman的父母同意了弗洛伊德的条件，然后，他跟弗洛伊德进行了5年的分析（跟狼人非常接近）。这个时期，Liberman在维也纳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然而只读到三年级，但没有再继续，所以没有获得博士学位。
 

经过核实，在1927年《恋物》一文中，涉及到包皮以及认为母亲有小鸡鸡的那个个案就是Lieberman。有妄想而无法出门期间，弗洛伊德鼓励Lieberman进行自我分析。Lieberman接受5年分析后，由于其父母的质疑，自杀倾向，以及对于他的性幻想的建构问题，弗洛伊德把他转介给女分析家：Mack Brunswick（也是狼人几年在弗洛伊德那里分析后转介的分析家）。但是这里的分析只进行了很短时间，然后他就去了巴黎，那里又遇到了已经和弗洛伊德分道扬镳的Rank。后者跟他提及他的问题不是阉割问题，而是出生创伤。
 

不仅，他因为经费问题，决定坐三等船舱回纽约。手头只有150美金。他在路上一直担心会杀了小孩，眼睛总是盯着地上。1933年，在父母家的浴室椅子上，用刀插入胸腔，但是没有刺到心脏。
 

他父母于是再度把他送到纽约分析家Brill那里，之后又是Nunberg处分析，然而，Brill提到Liberman认为去维也纳总是被一些不明的人跟踪的妄想，其实，Liberman的父母在他去维也纳之后，时不时就要悄悄暗中去看Liberman，而从未对其提到此事。后来，父母把Lieberman送到哈弗的精神病院，一直到终老。其间，他曾给父母抱怨不想留在医院，但是母亲说：如果Pfister，Freud，Brunswick，Brill和Nunberg都帮不了你。说明分析对你没有效果。现在，你只能靠自己了，在精神病院是唯一好的选择了，你如果相信分析，那就自己继续自我分析吧。
 

晚年，他离开精神病院跟医生说再见的时候，说了这么一句：“我就是我父亲的小鸡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