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朋友，分析家移情问题似乎构成了你在回复我上一封信时提出的众多问题的焦点。根据你的理解，你的意思是，一旦我获得了解释者的位置，我选择沙发或椅子的决定就决定于我对病人的移情了。 你解释说，就你而言，你需要面对面地对待精神病患者，因为人们可以在他们的脸上看到大量的迹象，你需要保持有接触的迹象，或者让你预见焦虑性发作，后者会妨碍病人修通。最后，你问道对儿童和精神病学家的分析工作是否改变了原来的移情观点。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那是关于病人要我读一本她喜欢的书并且这样做的事实使我们能够在分析中度过一段艰难的时期。
 

在评论这种处理情况的方式时，与正统的做法相反 – 正统做法要求与患者的关系限于会谈期间所说的内容 - 我要指出，这是我对儿童实践的直接结果 - 他们经常为会谈带来的不只是他们的绘画和泥塑，还包括对他们重要的个人财物。读完你的信后，当我再次想到这件事时，我意识到我不知道如何以不同的方式来对待这种情况。反思这种无法想象另一种形式的临床治疗的意义，这可能会开启对你的问题的回答。起初，我告诉自己，我无法想象另一种形式，因为根本就没有一种形式参考。当然，这并不是事实，但它表明我与精神病患者和儿童的工作已经塑造起了我对移情的理解。事实上，我注意到我总是从这个临床角度来谈论分析的。我必须补充说，在我看来，最佳的精神分析训练包括以下几个阶段：进行分析;长期与精神病患者一起实践;与“正常患病”的患者工作;只有在这一切完了之后，才能和孩子们一起工作。
 

后来，我告诉自己，另一种选择是完全排除这些情况的。这种是我一直幻想一位精神分析学家，他们决不会回答问题，接受礼物等等。在这些情况下，为了你所谓的“虚构”的典型分析，正式的分析环境变成了一个临时性的床，它排除了过程中的偶然和出乎意料。但事实上，对偶然和对未期待的事物的开放是与儿童和精神病患者工作的基本要求。实践这种类型的工作足够长的时间会成为一种形式的培训，导致建立出一种适合所有患者的环境。对于受过类似训练的分析家来说，通过与精神病患者工作，神经病人的工作，倾听想象的产物 - 我们称之为幻想 – 与其他的事物一起，构成了分析工作的一个特定方面。
 

我们从精神病患者和儿童身上学到的东西可以让我们改变我们的移情，让我们有更多的自由来适应环境，从而更舒适地工作。正因如此，你正确地指出，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倾向于面对面地与精神分裂症患者进行工作，以便从他们的面部表情中辨别焦虑的可能发作。但我们有时可能会问一个特定的精神分裂症患者，我们已经建立了一种强大的联系，让他躺在沙发上或多或少的漫长的阶段，以便让他更好地通过分析探索解释特定的幻想。说到我们获得的这种自由，我看到了你在与你的“危险”患者工作时的一个例子，那个涉及他到处都会见到某位女演员的妄想病人。在他提到你的腿让他想触摸你的身体之后，你可以决定让他躺在沙发上，透过给出配套的一个解释 - “但我确实不得不把我的腿放在某个地方”– 以促使他谈论他的母亲。但是你选择让他坐着，毫无疑问，这是为了继续探索他与你之间的妄想和真实方面之间的差异，或者为了不打扰允许幻想得以浮现的设置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