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次剩下的时间里，P.H.花了很长时间谈及她的父母是如何地期望她表现得比她的年龄更成熟，以及她如何因为父母不允许她依赖而感觉到被抛弃以及满腔的愤怒。当她长大后，她决定依照当时她希望父母应如何照顾她的方式来照顾自己的孩子。如果孩子觉得被剥夺，她会提醒自己做小孩时曾经有过的被剥夺与气愤的感觉。虽然有这种洞察，她仍然不知道该怎么办。在治疗最后，正当治疗者要提醒她时间快结束前，她又说道，“我该怎么办?我不能忍受要再过两天才再来处理。”

“我们的时间到了，”治疗者说。“星期五再谈”

P.H．皱起眉头，抛下双手，站起来。当她走到门口，她说：“我星期五会来见你，”脸上露出一丝笑意。

在这次治疗中她得到了帮助。如后来看到的：诠释本身似乎对她没有用，反而是，治疗者作为一个外在客体，有人称之为 “真实的个人”，与她个人的互动帮助了她。在下一次的治疗时段中，她把这部分说得很清楚。

她的外观看起来平稳多了。这个月第一次，她的小孩安睡了两个晚上。“当他跑到我房间来说他做了一个恶梦。我起身，然后带他回床上，要他告诉我是怎么了。当他说完，我告诉他那只是个梦而已，他会没事的。如果他又做了另外一个梦，他可以在第二天早上吃早餐时再告诉我，不过。现在他是个大孩子而且可以睡在自己的床”。

P.H.已经听过上次的诠释，不过她所内化的是治疗者对待她的态度与行为。正如治疗者先是以听她和对她说话来稍微安慰她一样，她倾听并且安慰她的孩子——在小孩自己的床上，而不是她的床上。她的治疗者坚持在时间结束时结束会谈，她因而能够坚持地对待孩子。她提醒孩子早上会见到他，类似治疗者提醒她星期五会再见面。虽然，治疗者做出在技巧上中立的评论，却是他与患者互动时真实的态度与行为：他个人的安抚与维持结构的功能，为患者所内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