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 Dolto》
作者: （法）Laurence Darcourt，译者: 姜余
“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儿童就已经是一个完整的人了，但这表现为一个成长的过程。”
对多尔多来说，在胎儿、婴儿（还不会说话的孩子）、儿童和成人之间并没有任何本质上的不同。它们是一些相继而来的状态，把主体、身体及其精神表象（生命过程）集中到语言的功能中来。语言的符号性功能连接了所有的人类。
在生命过程中，主体本身并不会改变。不断变化发展的是主体与自身及与他人之间的联系，这贯穿了人生进程中的重要阶段。
当然，这些联系的组织方式在历经人生阶段的过程中，对人的成长起着重要作用。主体会不断发展、充实、开放，还是会走向闭塞、褊狭、僵滞？
多尔多首先就提出了这些她从儿童那里学会的精神分析的基本问题，它们是伦理和理论的基础，也是人类和人性的基础。胎儿不是一个有机体，不是一堆细胞，更不是一个动物，他必然是一个懂得言说的存在，始终与其母亲的话语联系在一起。
“因此需要从儿童的成长角度去考虑孩子，并让成人对孩子想要成为的那个人有信心。”
多尔多的首要革新之处在于，她认为儿童是一个完整的主体。在那时，儿童一直被认为是低等、无能、脆弱的，始终被人忽视；人们对他们的关注更多是在如何训练他们，使其顺从。
多尔多赋予了儿童一定的地位：儿童是一个主体而且自始至终都是一个主体。事实上，这改变了人们与孩子的关系。由此她也认为儿童应与成人一样享有各种权利。
由于儿童处在不断成长和发展的过程中，因此也更为脆弱。他需要获得比成人更多的尊敬和关注。面对这种普遍的出生时不成熟的状况，每个人都有义务去关注儿童。对多尔多来说，父母是最应该履行这种义务的人。首要义务就是陪伴他们直至成年。
多尔多观点的创新之处在于，她认为这个未来的成人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就遵照了他自己作为主体的独特性。这并不意味着孩子的成长要与某个标准一致，与父母的欲望一致，甚至与社会或历史的某个或然标准一致。孩子必须能够与其自身保持和谐，在其个人的自足和创造性当中表里如一。
主体就是这样，完整的、个人的，并且绝对是独一完二的。
“我们有一种关于孩子的言论，那就是每个孩子相对于他人的存在都有着绝对的差异性。”
每个孩于都是新生儿，无法独立地走动。因此，陪伴孩子，以及为孩子发展特殊性和潜力提供方法，就是对孩子的尊重，对其特殊性的关注。
因此，孩子需要成年人的在场，尤其需要在对他的尊重中，告知其存在的价值：“我们的价值感来自于人们对我们说的话。”“看，这就是你的奶奶，她是你爸爸的妈妈，你的眼睛和她一样。”“你是一个男孩，当你长大后就会变成一个像你爸爸一样的男人。”“看，你的手多么灵巧，你做的事情都成功了。”这些都是告知孩子们关于其存在的话语。
如果没有这种对他自己的了解，孩子就无法觉察到自身的价值，因此也不能与这种价值相一致。这种认识对孩子而言必不可少，也在孩子发展人类行为准则的过程及其人生道路上至关重要。
有多少孩子真正拥有这种关于自己价值的话语？
有时父母会说一些话，关于取得了好成绩、整理房间或遵守纪律的价值，但确切地说，那些是关于孩子创造性、创新性、独特性的话语吗？那些是因为孩子的存在，以及孩子因与其他家庭成员的关系而带来快乐的话语吗？然而，如果缺乏对自身的了解，孩子对自身的知觉就只能通过相对于成人身体尺寸的大小来获得，他会感觉自己渺小、贫困、孤独，无法取得进步。孩子感觉不到“生长”的力量，觉得自己虚弱无力。
多尔多坚持认为儿童从出生起就是一个主体，一个独特的唯一的主体。此后多尔多又提出了一个极富创见的观点：儿童从出生起就享有完整意义上的教育的权利。她考虑的正是“教谁”的问题。
这种教育是一种“人性化”的教育，强调对个人的尊重，这意味着她强调通过语言和情感上的交流、日常生动鲜活的交流，使孩子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尊重。
这种教育使儿童得以进入到造就我们每个人的语言的符号性秩序中。孩子因此可以发现自身之所是，发现他人之所是，深入理解每个人的位置、角色和权利，以及每一个人都会遭遇的禁忌。
必须搞清楚的是，我们并不处于一个纯粹的教育的立场上，多尔多只是在精神分析的范围内进行讨论。父母的首要目标，不管是已知的还是未知的，都是将他的孩子人性化，即引导他们在文明的道路上前行。
多尔多认为，通过这种教育“使儿童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其他的社会文化的教育都应该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
这种尊重孩子、由孩子必需的情感所支撑的“人性化”的教育，是成年人应尽的责任，他们应该帮助孩子克服接踵而来的考验。总体来说，这些必要的考验建构了孩子的心理和性别认同（见第五章中关于不同种类阉割的部分）。没有这种体验，人就不能完全称之为人。
“性别和性欲是一个人身体中固有的东西。”
为了使这些体验具有良好的结构性，首先需要保证儿童绝对的安全。他应该能够利用其逐渐认识到的“连续性”。这种安全感只能由那些喜爱他、对他感兴趣、期待他取得日常进步的人赋予。一个我们对之毫无期待的孩子，无法激发自己的生命能量并使其流动，即便能量已经出现。人与人之间必须有一个中介，他才能成为人。
因此，多尔多眼中的孩子拥有接受人性化的、合法的且能尊重和保护孩子的教育的权利。这种权利涉及一种重要的精神生命的权利：他的欲望能够得到倾听。这保证了孩子能够“存在于世”，并且是独特的，有前途的，有创造性的。对儿童来说，在其欲望之中有倾听者，这让他得到承认、受到尊重和喜爱成为可能。
这里所提及的欲望是所有人都共有的。其中包括：
关系型欲望一—想要与母亲在一起或与其他孩子玩要；
身体功能型欲望一—感到饥饿或劳累；
情感或感情型欲望—感到幸福或悲伤，安心或担忧。
但也存在更个人化的欲望：这种欲望在每个人身上是什么样的形式？婴儿喜欢什么样的抱法？比如，孩子是想对着母亲呢，还是朝着外界？
这正是多尔多所告诉我们的：如果孩子的欲望得到倾听，其欲望被如此这般地证明和估计，他就会认识到自己的独特性。他也会因此获得知晓自身和在成长过程中如何作为的能力。这就是对主体的认识——带有欲望的主体，释放欲望的主体。
但有一种误解随之产生。倾听儿童的欲望指的是“在倾听的状态中”，不是说毫不限制儿童的感知，不是说把他当作另外的某个人。比如，如果我们自己以前上过舞蹈班或大女儿曾经上过，就也帮小女儿报名学习舞蹈，可万一她喜欢更刺激的运动呢？
倾听儿童的欲望，既不是赋予他全部的权利，也不是满足其所有的欲望。不，这仅仅是指知晓儿童所处的情境，以便允许可以允许的，禁止必须禁止的。这一切通过与孩子现有水平相一致的话语，通过可接受、可信任的话语来完成。被这样倾听着的孩子，便能保持其欲望的力量——而不用再满足他期望着的所有形式的快乐，从而朝向下一个考验前进。这些考验总是用更多关于他以及周围人和世界的知识去包裹和塑造他。
“欲望就是唤起每个人身上未知部分的惊喜。”
相反，我们知道，如果儿童的欲望没有得到倾听和等重，儿童就无法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中行进。他落后了，等待一个无法重现的快感，而无法放弃。同样地，假设某人被过早地要求放弃，在大多数情况下产生的后果是：事情的意义和原因会因放弃而发生变形和转变，而解决之道从此变得复杂。儿童既不能理解自己等待的是什么，因为他还没有走到这一步；也无法在身体里或与他人的关系中找到答案。
以前的传统做法是，人们在很早的时候就让儿童自己使用尿壶，甚至在儿童的神经系统发育成熟之前就过早地进行训练——因为手洗尿布对于母亲来说是种沉重的负担——这导致母亲无法去关注儿童现实的身体状况。今天，所有的母亲都察觉到在孩子学会走路之后，在玩耍或行走时，孩子会突然停下并专注起自己来。他还不时地盯着自己的两腿之间看，感觉到自己身上要发生的事情。可以说他已经开始在“尿尿的欲望”和“尿尿的时刻”之间建立联系，却还没有能力去控制。
玛乔丽也在小提奥的身上注意到这一点。她认为儿子很容易就能适应许多事物，对她招手，呼唤她，对她说想去尿尿了。但这些都是她对提奥能力的想象和期待，实际上提奥只有16个月大。她要求提奥像成人一样去做事，想小便时就去卫生间，她放置了一个尿壶在那儿。很快，这就造成了他们之间的冲突。玛乔丽监督时很恼火，将儿子的态度解读为一种拒绝。但提奥完全没有能力去回应母亲对其清洁的要求。这里的欲望是玛乔丽的欲望，她想揠苗助长，而忽略了孩子现实的发展状况。提奥还处在尿道满足的阶段，无法控制其括约肌。他无法理解妈妈对他的期望，更不知道该如何回应。即便是一个普通的要求，如果它与孩子的能力相脱节的话，对于孩子、母亲或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可能产生具有偏见性的误会。
“儿童是生育的产物，而只有通过教育，并且让教育作为一种由词、合适的词和行为来赋予价值的语言时，儿童才能成为夫妻的作品。”
在多尔多看来，作为完整主体的儿童应该受到教育，存在于每个人身上的独特性都应得到讨论，并且，自出生始，这种独特性就应得到确认和重视。
孩子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具有巨大的潜力。如果得到支持，每个人都可以在属于自己的意义上书写他的历史，获得属于他自己的意义。
因此，新生儿从来都不是一个待塑造者，他不去质疑自己的出生，也不想转变自身。他需要获得与人类文明法则相一致的教育。新生儿是待养育者。
养育是为了“使儿童有一天能够比父母更高大”。这就是父母的任务吗？
在最简单的意义上，更高大难道不是指让儿童成为自己生活的演员，使其变得独立而具有责任感，使他相信自己成人以后的能力吗？
这就是多尔多为我们规划的双重计划：精神分析的和公民的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