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状病毒的临床性反思

译者：吴张彰

简介：

四川大学精神分析专业硕士  巴黎第八大学精神分析专业硕士

成都精神分析中心成员   EPS（精神分析行知学派）成员、编译组成员

联系方式：1305793352@qq.com

一、冠状病毒，对抗自恋和迷恋

· 咱要口罩，咱要检测！！

Photo : GAR, 2020

冠状病毒，对抗自恋和迷恋

这次大流行病将我们带到了不同于内-侵略性的、自恋性的想像关系轴线的另一条一条轴线上。如同一切物理上宏观的灾难一样，新冠肺炎向我们展示出，最关键的东西，既不是高度消费，也不是金钱的力量，更不是什么简单的权力，而是要切实回到人类的价值上来。在这方面，冠状病毒是个彻头彻尾的保守派。但是，保守着什么呢？保守着生命，以及文明最基本的一些价值。

在这个超视的时代，与他者的关系中占主导的是视觉、是全方位的自拍、是创造仿像、是浮现、是所属感、甚至是属于本身或者认同，而非最初的身份感，冠状病毒逼迫我们戴上口罩。这种神圣而糟糕的去除面孔的玩意，把我们限制在外壳面具或者FFP2的形象背后，限制在住宅的围墙背后，甚至说，在外面，它把我们限制在所谓的“壁垒”姿态的隐私之墙背后。我们到处创造这种隐私之墙，没有人有心思提出反对。我们甚至一再要求这些，而不久之前，我还心满意足地想象着一个没有国界的世界、一片共同的广袤土地、一片广阔的玩耍土地，其中满是各种世界性的享乐。

现在，相反的效果成为了可能，因为，我们这个时代的轻于鸿毛的自恋人，太好地适应了一个相反的世界，透过各种归属现象，错误地享乐着，这种人由于最高权威明确限制了他们的活动，从而终结了。这涉及到一种权威，这种权威既不是政治的、也不是行政的、甚至也不是卫生部门的，而是一种从一种无可协商的最高禁令中衍生而出的权威。这种禁令最终来自于一种群体性的、盲目性的死亡威胁。只有一次机会，我们要么禁闭，要么死。而这一点，根本不在于什么意识形态、宗教、迷信信仰的意志。它强于一切，它是一种物理宏观上的阉割威胁。

这样一种种出自死亡之大他者的权威，在世间的众多法律之上带来了一个“法”。它通过直接与实在，而非人们习以为常的那样与想象或符号，相遇而创造了这种“法”。它通过一种对享乐的挫折和剥夺的必要性假设，从而创造了这种“法”，但是带来的好处是，一种对家庭生活、夫妻生活、隐私生活的关键价值的回归。它创造了这种“法”，同时也逼迫我们回归与文明相连的这些基本价值。

正是在这里，在这种与毫无预兆的死亡之大他者相遇的可能性面前，迷恋的主体穿越了无数个噩梦般的夜晚，其中大多数都是阉割之梦。一瞬间，社会性的存在，便碰撞到了实在那势如破竹，无可超越的极限上。然而，也正是在那里，倘若能够打开想象，继续追寻自己的个人规划或职业规划，那么归属感的主体、自恋的主体、迷恋的主体，或者这三者都能获得拯救。只要这些规划能够让主体，脱离那些面对我们这个文明的归属性享乐而产生的异化。

· 文字为：您快来吧！来救救我们！

Photo : GAR, 2020

二、冠状病毒，对抗类别，支持性别差异

冠状病毒的另一个次级益处就在于，它不认类别的意识形态，而是认性别差异。不论一个男人是感觉自己有“另一个”性别，还是相信内心深处自己是一个女人，或者有这种类似的想法，这都不重要。只要他染上了2020年的这个病毒，那么在统计意义上，相较于一个女人，他就有更高的风险，死于病毒引发的并发症。而相反，不论一个女人是否感觉自己是男人或者相信自己就是，倘若她染上2020年的这个病毒，相较于男人，她病死的几率就更低。意大利、中国、韩国的诸多研究都展现了一点。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