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时间的暗示》阅读笔记（五）

作者：陈全

说明：1978年，精神分析家弗朗索瓦兹·鲁斯唐在《新精神分析杂志》上发表了《长时间的暗示》一文，他在文中强调了暗示在分析治疗中的作用。因为文章篇幅过长，笔者没有选择翻译全文，而是整理出本文的主要内容并加入自己的理解。

在这个对于心灵感应的兴趣中，弗洛伊德最想要远离的威胁，就是他在催眠中长期实践的暗示。当弗洛伊德说到转移时，总是从分析者-分析家的意义上来说的。反转移仅仅是对于转移的干扰。海伦·多伊奇在上述提到的文章中（见前一篇），讨论了分析中的神秘过程，她在说到“分析家在面对病人的无意识过程时的无意识反应”时，援引了他的老师的数篇文章，但是当她说到“分析家的无意识对于病人的影响”时，她仅仅含糊地说，这是一块尚未定位的领土；她这么说不是偶然的。如果我们承认了分析家能够影响分析者，或者分析家想要为自己得到某些东西，或者分析家在他的位置想要得到某些东西，这就摧毁整个精神分析的发现，因为我们将重新回到暗示的某种变式之中。所以要不惜代价地避免提出类似的问题，因为，如果我们提出了它，那么我们就不仅要说到分析家的意识愿望，还要说到他的无意识愿望，这将使他进入一个他永远不可能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境地。有了转移，我们可以很好地理解并总结道：“这是您的问题”，这样就能从所有可能的困扰中，保护精神分析的纯粹性。

题外话：有人说，在弗洛伊德之后，拉康发展了精神分析，例如，他就将分析家的欲望放入了分析治疗的核心中。但是，这难道不凑巧就是一种更巧妙地将问题绕开或者隐藏起来的方法吗？如果欲望是没有对象的，或者欲望只要它所选择的对象，那么让分析家去欲望就是没有问题的。这样纯粹的欲望不会激起分析者除了欲望之外的任何东西。谈论分析家的欲望是一种更加灵巧地回应异议的方式，但是也是一种使人相信问题被解答了的方式，其实只是将问题完全否认了，因为这个回答假设了分析家的欲望不会像阴影一样引起这个分析家的其他欲望、幻想和症状；而这正是分析者要面对的事情。在同一层面上，拒绝考虑治愈的事情让分析家避免去思考自己在分析中——这样的分析也就单单只是他的欲望的形式和内容——寻找什么。一个被认可的分析家向我解释道，分析家不去追求任何目标；我问他，那么您是怎么做到（在分析中）不起身离开的呢？他惊讶了几秒，不过还好，他只是惊讶了几秒。拉康看得最清楚，他向我们指出了一条道路，纯粹的精神分析就是他所做的训练型精神分析（有训练型和治疗型两种），也就是说，他的精神分析的目标是出产精神分析家，简单来说，那就是复制出相同的精神分析家。

弗洛伊德对转移的兴趣只是为了能在分析治疗中使用它；在这个意义上，他彻底地离开了暗示的实践。他明确地寻找着“病人最终的独立”，也就是说，病人通过完成心理工作，解除了转移。也就是将分析家个人和分析者所转移的“第三个人”之间实施分离。但是问题在于，转移关系或者更重要的关系，是否能在某种程度上产生分离？我们仅将通过阻抗显现的事物——也就是可以被察觉和被分析的事物——称为转移，在这种情况中，转移和暗示没有半点关系。然而这就意味着问题被解决了，或者说，我们仅仅只提出能被解决的问题。

实际上，如果像弗洛伊德认识的那样，转移有它的独特之处，它“有办法超越被证实为理性的事物①”，因为它“不仅会被意识期望的表征所激发，还会被无意识或者压抑的表征所激发②”，它将导致一种超出所有可以被分析的范围的关系类型。得益于转移的绝妙发现，也就是说，拒绝相信病人的情愿，拒绝回应他的请求，更是说，清空（分析家）在关系中的个性。从而成为“第三个人”，成为一个不确定的“他”，精神分析家弗洛伊德观察到，他能引发出格、变形和暴力，并且话语中出现了某种来自早期的、原始的、童年的和爱欲的事物。这就是说，分析家不再是一个分析者能够交谈的对象，而是通过保持在“第三个人”的位置上，重新成为一个实际的（因为总的来说，分析者还是在对他说话），但又显得变形和出格的人，一个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人，一个分析者只有在幻觉中才能看、听和遇到的人。

我们可以由此得出结论：分析家本人的个性不会被考虑在内，因为分析者来说并不重要。实际上，分析家的个性不会造成影响，重要的是他能承受多少分析者对他造成的变形，是他能够在在被赋予的出格下站得住脚。煽动他的这一切，不是发生在分析家的个性之上的，而是发生在他和他自己的原始的、童年的和性欲的事物的关系上。事情就是从这里开始上演的，也就是从这里开始变得可供操作的，但那也是分析者和分析家都置身其中的地方——怪怖感的世界。

当弗洛伊德想要理解怪怖感的时候，他再次使用了关于转移的基本特征。““分身”是一种可以追溯到早期的精神阶段且已经被超越了的造物，“分身”在那时的意义显得更加友好。”几页之后：“永恒轮回的怪怖感能追溯到怎样的童年精神生活，我在这里只能简单地说上几句。”最后一个解释又回到了前面的内容：怪怖感来自对于母亲身体或与之相关的性快感的怀念。怪怖感和精神分析的相似之处没有被弗洛伊德忽视：“如果听到有人说，由于发现了这些秘密力量，精神分析本身在很多人眼中变得怪怖，我是不会惊讶的。”这时，我们要得出结论了。精神分析不仅是因为关注着童年和性欲，而变得怪怖，还是因为在关注着童年和性欲时，使童年和性欲在压抑下显现出来时，精神分析引发了永恒轮回——即“分身”现象的出现，一种直接的交流。

在《梦和神秘主义》演讲结束时，在报告了弗西斯个案后，当弗洛伊德想要解释无需话语或信号的信息传递时，他又重复了同样的话；他唯一的可能解释是，这种传递来自一种古老的，情感的，童年的交流模式：

冲所周知，我们还不知道在一个昆虫大群体中共同意图是如何形成的，可能是通过心灵感应之类直接的心灵传递形成的。由此可猜想：心灵感应是个体间的原始而古老的交流方法；而且在种系进化中，它已被借助由感觉器官收到信号进行交流的更好方式所替代。但这种更古老的方式仍然存在，并在特定的条件下仍能起到作用——比如在情绪激动的公众中。所有这些尽管仍不能确定，而且充满着未解之谜，但我们也没有理由要害怕它。

假如心灵感应之类事物是一个真实的过程，那么，尽管难以证明，我们仍可假设它是一种相当平等的现象。假如我们能够证明它特别存在于儿童的心理生活中，那么它就能与我们的期望相吻合了。这里，我们想起儿童频频出现的对这样一种想法所表示的焦虑；即父母知道他们未表露的所有思想——这与成人对上帝无所不能的信仰正好相似，或者是后者的起源。前不久，柏林翰（Dorothy Burlingham）——一个值得信赖的见证者——在一篇论儿童分析的论文(1932)中发表了一些观察报告，假如它们能被证实，那么就能结束对思想迁移真实性所保留的怀疑。

弗洛伊德此时显然还停留在那个约束他的问题上:在分析治疗中，存在着思想转移现象，但是它们对于精神分析来说只是附带的，甚至是反常的（而不是精神分析所固有的）。然而，如果分析家和分析者的关系，会使和母亲相关的童年与热情出现的话，那么“直接转移”不就正构成了某种粘合剂，使得所谓的分析不会消失（aufheben）和变样（auflösen）吗？我们甚至可以想一想，转移的分析不是很容易加强这种“直接转移”(鲁斯唐区分了催眠的直接转移和精神分析的间接转移)，同时又会使这种转移消失吗？当弗洛伊德谈到解释的目的是使被压抑物出现时，他认为分析家没有带来任何自己的见解，精神分析就是在这点上和暗示区分的，但是他似乎忘记了他在1890年写的关于治疗的成功因素的文章，当然那时他还没有发现转移：“这个方法首先是话语，话语是精神治疗的基本工具。外行很难去理解，身体和心灵的疾病只是被医生的话语所区分开来的。他认为，我们要求他相信魔法。他在这方面也不是完全错误的；我们日常交流的话语只是一种褪色了的魔法。但是这需要绕过一条长长的弯路才能理解到，科学是如何使话语恢复它一部分过去的神奇力量的。”

如果存在着这么一个在医患关系的外表之外的地方，话语在那里找回了自己的神奇力量，那么无疑就是分析治疗了。“第三个人”实际上就是一个（无特指的）“人”，他是语言出现可能性的纯粹条件，分析家很容易和这个人混淆，或者说，分析者总是有成为这个人的风险，（这种情况下的）分析家说出的话语，其强度总会“在方式方法上超出理性的范畴”，就像转移一样。因为分析家的话语有一种日常话语所不具有的力量，能够产生一种分析效果，也就是说，尤其可以通向——借用弗洛伊德的表述——“病人的独立自主”；但是，因为分析家的话语有一种神奇的力量，所以一面来说，它不可能不会产生相反的效果，使得分析者和分析家（他知道如何从枷锁中解脱出来）变得更紧密，另一面来说，还会产生附带的效果，诱导分析者身上出现一些分析家不能控制的行为，因为分析者在接收到这些有实效的话语时，也接收和吸收了这些话语中无意识地携带的意义。此时的话语成为了无意识交流的介质。

为了避免暗地里诱导分析者，分析家选择了保持沉默，就像他还回避目光一样，他这样做能够避免自己无意识的某些东西通过面部表情或者手势而显露出来。但是这个办法也许不如想得那么有效。别忘了，沉默是一门分析者很快就掌握的语言。在死亡的沉默和生命的沉默之间，在半睡不醒的沉默和兴致盎然的沉默之间，在欲望的沉默和无能的沉默之间，在抑郁的沉默和躁狂的沉默之间，可是有天壤之别的！所有这些沉默的强度和色泽都是分析者能够感知出来的。如果说，标点符号可以决定一个句子的意思，那么我们当然可以肯定，单凭细微变化的沉默就能清晰地将分析家的前意识和无意识信息传递给分析者，而前者还以为自己回避在交流之外。

在分析治疗中，将会有意无意地出现和加强的，要么是话语，要么是分析家的沉默，这是一种早期的、童年的、情欲的直接关系，其目的是否认一切的相异性。分析的激情变成了激情的激情，这是一种让大众、爱人、母亲和孩子——或者父亲和孩子——结合在一起的激情，让他们无需交流就能交流的激情。“直接转移”的原则是绝不分开，是两人永远紧贴在一起，以达到“合为一体”的目的。因为，所有的分析者，不论是否有所掩饰，都梦想着融入或者被吞入这个沉默或者健谈的肚子里，没有任何的自主性。

弗洛伊德尝试从分析家的担忧中去除这种直接转移，他将其要么包含在心灵感应和神秘学的不可知或者尚未知晓之中，要么包含在不可分析的精神病之中。如果，他将只懂得直接转移的精神病排除在精神分析领域之外，那是因为他想要局限于在我们可称之为“间接转移”的范围中进行操作，在“间接转移”中，分析家被当成了他者来看待，语言成为了国王并且使得幻想、能指的规则、阻抗的显现和消失有可能出现。

但是，因为弗洛伊德不想承认直接转移在分析中的力量，即思想迁移和分析关系中都存在的精神病背景，他以某种转移的形式给压抑的返回留下了一个机会，这种转移结合了直接性和间接性，我们可以称之为“无限的转移”；无限，首先是指时长，转移无限地被延长，因为分析只能解除这种转移的很小一部分，并且这种转移总是在不断地变得更加活跃，其次是指强度，这种转移构成了怪怖感作为外表的崇敬，一种极度的信仰。无限的转移为了避免和搪塞住直接转移的问题而利用了间接转移。不然的话，我们应该如何解释，例如，宾斯万格 (Binswanger，瑞士精神病学家)无可置疑的结论：“精神分析曾经掌握的东西，就再也放不开了”？这其中想说的不是一种我们热情地依恋的学科，也不是一种我们掌握的辞说，而是一种近乎于不人性的，无法超越的经验，一种我们成年后永远不会再被长久给予的经验。细微辗转的精神分析理论，矫揉造作的数学表达，代表了间接转移的顶点，能够让人相信分析和共生相隔千里；这些理论和表达也许只是让人忘记了，共生才是让精神分析发展的土壤和地点。

如果心灵感应能对弗洛伊德进行类似的诱惑，那是因为心灵感应承载着某种神话，一种远距离的思想共通的神话，也就是差异中的身份同一的神话。同样的思想在同一时间出现在两个人身上，他们互相看不见、听不见、也不能交流。有区别、有距离的两个人的思想变成了一个人的思想。没有被吸收、被毁灭的风险的话，我们无法更好地想象共生的关系。这是一种不会痛苦的共生，是不会共享、不会挫败的超级快乐。借由心灵感应，我们回到了“一”之中，支撑起了分离。如果心灵感应能够进入科学领域，直接转移就能能够得到科学的地位，精神分析也就不再坡着脚，不会再陷于江湖骗术、魔法和“黑帮故事”之中。

因为，问题在于知道最终决定一切的是直接转移还是间接转移（即是分析家本人还是投射在分析家身上的那个人）。如果是间接转移的话，那么无意识和无意识的亲密关系只会存于于分析的时间中；这种亲密关系不过是为了控制分析条件而人为创造出来的，且将在分析目标达成时消失。但是，如果“未说”的力量要强于“半说”的话，那么能够触及到无意识的间接转移——如果我们只考虑它的话——就只不过是一种自我幻觉的新形式，自认是控制、客观和科学的，因为压抑已经被揭示了，那么精神分析又会重新陷入暗示之中。这里的暗示不是指催眠的直接暗示，而是在间接转移的保护下，分析家的无意识传递给了分析者，而前者又声称没有影响后者的任何话语、幻想、投射和历史。长期的分析将一针一线地编制起一种共生关系，使得无意识能够在语言性分析的外衣下，渐渐地、沉默地进行交流。我们不会达到始终有目标、永远不可能的共生关系，但是至少可以达到相互渗透，其最佳平衡状态标志着分析的结束。分析家和分析者在对方身上看到自己最好的“分身”时，就是他们分开的时候；暗示不将有特别的痕迹，而是出现在无意识的所有可能之中。

弗洛伊德记录到，P先生在弗洛伊德的历史中，在那一个最合适的时刻，汲取了“小心”这个单词，就好像是对于弗洛伊德所挂念的弗西斯的一种回应。有什么能阻止我们想象，分析者的“独特”历史可能会由于分析家——他自己也无意识地陷入分析者的无意识迷宫中——的欲望而被重建呢？任何一个经历过数段分析的人都会知道：自己和每一个分析家工作时的发现都是不一样的，分析家的目光、盲视、话语或者耳背，所发挥的作用都是不同于他人的。一些寻常的观察不可能不会开拓对于分析治疗来龙去脉的看法。这在训练式分析中尤为清晰可见。我们要如何解释，例如，成为了分析家的分析者接纳了————或者抛弃了，但这也是某种接纳——他自己分析家的辞说？他不论愿不愿意，都变成了某种“分身”，这在以分析为目的的分析家生产之中是显而易见的。分析的传递问题已经不是问题了，因为在分析的功能本身中就表现出了以再生产分析家为形式的重复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