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性精神分析』第三篇 卡伦•荷妮 第十一章 子宫羡嫉
荷妮宣称女性天生想要被强暴这点，几乎使她不为女性主义者所爱，因为这为男人对女人的性苛待制造了藉口，这是男人最想要的，也是对和幻想相对的一些虐待事实视而不见。可是，她对女人母性的欢呼，以及她说明男性对母性的渴望——他们的“子宫羡嫉”（womb envy)，却又使她赢得了许多女性主义者的追随。
在说明这样的羡嫉之中，她引用了葛戴克和很多男人共同的怨恨来说明：“我自己不是一个女人，而且不能成为母亲。”另外又特别强调男性个案对她身为母亲的羡嫉：当一个人，像我一样，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分析女性个案之后，开始分析男性个案，他会惊讶于这个羡嫉的强度，关于怀孕、生产以及为人之母，包括哺乳和吸吮的动作。
荷妮在1926年提出，精神分析之所以忽略男性的子宫羡嫉，是因为在男性主导的社会中，比起女性的阴茎羡嫉，这点更容易被升华和潜抑；她没有考虑到，男性分析师之所以忽略这种羡嫉，可能是因为他们的性别尚未引起这种感觉。
1927年，她的婚姻破裂了。奥斯卡破产，他们必须卖掉瑞连达夫的房子（她嫁给奥斯卡，部分是因为他的钱），搬到城里的公寓。一年之内，卡伦就和女儿们搬了出来，像她母亲—样，她找了一些房客。同时，奥斯卡和他的秘书有了婚外情，后来还娶了她。
卡伦归咎这样的不忠实是对伴侣无法符合理想的失望所致，这种理想最先是小孩对父母的期待。如果说婚姻实现了这样的理想，感觉上会等同于乱伦，由此而导致的这种罪恶感，也会导致女人和男人设法寻找婚外情，但是男人忍受度差了些。马克斯主义者将这种性别上的双重标准，归因于要确保后裔是自己的血统。相反地，荷妮以母性的名词来解释男性的嫉妒：是源自于男人婴儿时口腔的欲望，希望独一无二地拥有母亲；不像女人，对父亲反而没有排他性很强的渴望。
她对这个主题做了进一步的阐释。1930年9月，在德瑞斯顿（Dresden)由德国精神分析学会所举行的会议中，讨论人类心理学中的社会决定因子。她特别把重点放在男性社会主宰的心理上。
她认为，从婴儿期开始，男性就怀抱着一种形象，一个“滋养、无我、自我牺牲的母亲……理想的女性形象是可以满足他所有的期待和渴望”。于是产生了因为他自身无法成为母亲而带来的痛苦。为了补偿，男人替代地产生文化，排除了女人，假藉女人理所当然较低下的名义。借着贬抑及过度强调男性性器特质，男人因此可以侥幸逃掉对母性的羡嫉。其中一个例子就是佛洛伊德关于女性阴茎羡嫉的理论。她观察到，因为男性的理论取悦了男性主导社会中文化上的霸权，包括朵伊契在内的女性都赞成这些观念，尽管他们污辱了女性，更隐匿了男性感兴趣所带来的冲突。
针对上述，以及恩斯特•强斯对荷妮的支持，佛洛伊德有所反驳：这是可以预料到的，那些带着女性主义观点的男性分析师，以及女性分析师，将会……反对这样（有关女性阴茎羡嫉）的主张，这是因为男性的“男性特质情结”(masculinity complex)所产生的，以及为了修正男人天生有轻视或压抑女人的倾向而设计的。但是在这里，这类精神分析的争议让我们想到杜斯妥也夫斯基有名的《两面刀》。那些争辩的对手以他们的角度想，女性本来就十分自然地，应该拒绝接受一些似乎与她们热切觊觎的、和男性地位平等的状况相左的观点。但利用精神分析做为论争，很清楚是不会有任何结果的。
荷妮十分乐观地运用她母性和分析的经验，坚持女性和男性是平等的。正如小女孩害怕父亲，她强调，小男孩也害怕母亲。正如男人怨恨女人的母性，男人也害怕把阴茎交托给阴道，仿佛在性交之后就会失去它的力量。她补充说，男人也认为性像母亲一样，可以赐予生命，也可以夺走生命，这样的想法更加重这种焦虑。男人害怕女人不只是因为在性的需求上，更因为男人需要女人，比女人需要男人更多；也因为女人一旦受孕或成为母亲之后，常常会拒绝男人。
在1967年，这篇和其他讨论母性的文章集结成平装本出版了，书名是：《女性心理学》，这本书后来被很多女性主义者所采纳，其中美国的诗人和女性主义者安卓娜•瑞琪（Adrienne Rich)，引用了荷妮1930年在德瑞斯顿的演讲，将男性主导的产科领域中，想收回女性生产时传统的控制权，归因于男性的羡嫉以及渴望剥夺女性在母性方面的力量。
人类学家也采用荷妮的理论，认为男人害怕女人的母性，她曾在1932年《婚姻的问题》以及《女性的恐惧》的论文中讨论过。这是她以德文书写的最后两篇，也是最后刊登于《国际精神分析期刊》上的论文。
提到婚姻，她认为男性的态度是受到婴儿时期，为了想逃离禁止亲近的母亲的渴望所制约，对太太的渴望之所以会产生罪恶感，是他将太太与母亲划上了等号（如果太太真的变成了一个母亲，情况会更加恶化），由于害怕不能满足太太而被她取笑，正如他童年时被母亲取笑不成熟的男性特质一样。这点或者某些相似的论调，被法国精神分析师珍奈所提出，归为性倒错和恋物癖的原因之一。为了保护自己免受这样的羞辱，荷妮写道，男性用过度强调的“男性特质本身就是价值”，或借着贬抑和削弱女性来做各式各样的报复。相反地，佛洛伊德认为，男性设法贬低他们的爱人，是为了让她们尽可能和母亲不同，毕竟和母亲的性关系会招致父系报复的威胁。
男性并非完全不害怕父亲，实际上他们害怕。但是，这类的害怕是双重的，因为它也支撑了男性的自恋（其中牵涉到对父亲有力形象的认同）。所以比起男性对女性的害怕，这点似乎更能在意识上被接受（对佛洛伊德而言也是比较明显可见的），男性对女性的害怕，并没有这种自恋上的好处。无论如何，荷妮重申了克莱恩的观察，她很遗憾，在精神分析学上普遍所忽略的，潜藏在男性对父亲的害怕之下的，是更深层的对母亲的害怕。她说，这点会在梦中以象征形态出现：……一辆汽车直向前冲，突然陷入一个矿坑中毁坏解体；一只船正航行在狭窄的隧道中，突然陷进旋涡中；一个有神秘力量的地窖，染血的植物和动物；一个人正在攀爬岩壁的裂缝，陷入坠落和被杀害的危险当中。
惧怕母亲，正如惧怕以这些形象表达出的阴道，荷妮认为，因为小男孩早期性器官的感觉使这种惧怕更加强烈。男性觉察到有一个等待被穿透的、女性的互补性器官的存在。但是，小男孩“本能地判断他的阴茎对母亲的性器官，真是小之又小”。所以他会害怕被取笑太小的阴茎。
她观察到，男性对母亲更深的害怕，常常是隐藏在对父亲的害怕背后，这点在被女性治疗师治疗时更容易浮现：根据我的经验，害怕被拒绝、被耻笑，是每个男人在分析过程中很典型的要素，不论他的心理状态或精神官能症的结构为何。分析的情境以及女性分析师持续保留的态度，会更清楚地带出这种日常生活不易见到的焦虑和敏感，因为日常生活给予男性很多逃离这种感觉的机会，可能是借着躲避预期会引发这种感觉的情境，或借着过度补偿的程序。
这类的过度补偿，她写道，包括男性一次又一次地企图证明他们是男人；女性“静态的存在”相对于刻板印象中男性“积极的做事”；男性主宰的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对女人的轻蔑。
不论对性别的害怕是什么，荷妮的学生把她视为一个有同情心的女家长：“一个无所不知的大地之母……在那些混乱的时光中，一处可供休憩的地方。”但身边精神分析的同事就没有那么容易受她魅力吸引，反而常常怀疑她结合精神分析和社会学的动机。但她仍有持同样想法的精神分析朋友，包括希蒙、伯费德、佛洛姆和芮克。但她是唯一支持折衷派的心理治疗医学会（成立于1926年）的精神分析师。在她的建议之下，佛洛姆于1928年3月演说了有关精神分析和社会阶层的主题，之后还包括荣格以佛洛伊德的潜意识性特质的说法来做梦的诠释的演讲。德国精神分析学会无法忍受这种异议，在1930年元月，正式与心理治疗医学会划清界线。荷妮还是继续在两个学会中演讲，在家乡主持很多会议，和很多不同理论学派的同事共事，包括佛洛伊德派、阿德勒派以及存在主义者。
同时她感到被佛洛伊德派同事所冷落，这些人当时都在柏林学院担任要角。她继续在那里教学，在1929至1931年间对德国精神分析学会发表过多次演说，包括一篇《关于处理年轻女孩的特殊困难》，对比她亲身照顾三个青少年女儿的经验。在其他的课程中，她讨论了佛洛伊德的负向治疗反应、死之本能、阳具期的观念等，在这些主题中，她逐渐采用本能理论，透过她感受到天生与母性认同这点（她之前佛洛伊德更热烈地支持本能理论）。她也参与其他授课内容的讨论，克莱恩的女儿梅莉塔也参与其中一场。
不管怎么说，她在学会中的地位愈来愈令人不舒服，正如她外在生活所呈现的。1929年华尔街事件、接下来的经济混乱、不断爬升的失业率和纳粹主义的成长，使她失去在1920年代威玛共和政体中所享受的社交及文化生活，她因此接受之前的学生——匈牙利籍分析师亚历山大所提供的一份工作，担任他在芝加哥新成立的精神分析学院的副主任。两个女儿开始独立了：玛丽安接受医学训练，布吉塔在1930年赢得蓝哈德演员奖，正朝着成为电影明星的路前进。卡伦和莉娜塔在1932年9月22日到达美国。前往美国之后，对卡伦而言，似乎继承了母亲主导的个性，母亲的经验渐渐提醒了卡伦自身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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