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学说而言，很容易想象为什么弗洛伊德会对斯宾诺莎感兴趣。 像后者一样，弗洛伊德拒绝了与人类状况相关的所有超越。 人的存在不是神圣的创造。即一开始，有人，有世界。所以，每个特定的人必须制定他生命的独特理由，必须了解自己并确定他希望与他之前和他周围世界的世界之间的关系。此外，像斯宾诺莎一样，弗洛伊德在科学方面也有一定的期望。 例如，他希望生物学能证实他的一些假设。 （另一方面，他的系统发育作为传递基本精神事件的代理者的概念是一种简单的出路，或者是一种中间的解决方案，直到理论得到更充分的发展为止 - 这是在拉康对符号性的讨论之后才发生的。）

说到这一点，精神分析所能获得的知识类型与斯宾诺莎作品中有时发现的近乎宗教的提升是无关的。对于弗洛伊德来说，知识的快乐首先是人们对自己的喜悦，是一种将爱与工作结合在一起的快乐。欢乐源于性与思想的融合，它体现了快乐，思想过程的快乐，在精神分析之后，诚实的反思可以认识到性生活的中心地位是所有欲望的起源。换句话说，乍一看弗洛伊德的目标似乎比斯宾诺莎的目标更局限，也更温和。弗洛伊德提供了一种照料这个人的方法，而斯宾诺莎则有兴趣去拯救他。这种救赎依赖于对世界的一种新概念，一种被认为以科学为基础的斯宾诺莎的概念。另一方面，对于弗洛伊德来说，精神分析并不是对世界的看法，他警告说，不要让科学去占据宗教的异化之地。这种很明显的弗洛伊德的谦虚涉及到治疗的过程，与精神分析本身是不同的。治疗过程既涉及主体基于其症状性痛苦而进行分析的要求，也涉及弗洛伊德认识到与某些患者相关的精神分析治疗的能力的极限。

他建议年轻的精神分析家不要对他们的病人有很大的期望;在他看来，试图解决患者的问题与分析家对患者的预期结果相吻合，这是治疗师虐待狂的表现。简而言之，弗洛伊德认为有必要承认某些主体不能超越他们冲突的不稳定，找到这种不稳定的精神解决方案 - 如果在精神分析过程中进行的工作使得主体能够到达，那么治疗师已经完成了他的任务了。症状性的妥协比以前的那种更为舒服就行。对精神分析疗法的终止，缺乏价值判断，但这并不排除对精神分析中可以实现的最佳结果有非常明确和严格的概念。弗洛伊德首先在一个众所周知的短语中简明扼要地阐述了这个观点，这个短语提到要把神经症的痛苦转化为普通人类的不幸。至少，我们可以说，正常的观念与普通的生活的不幸是不可分割的。几年后，在“神经症和精神病的现实性丧失”中，弗洛伊德对正常性给出了更精确，更雄心勃勃的定义。简而言之，正常性包括同时具有足够地神经症性以便识别现实，并且具有足够地精神病性来进行改造和重塑它。这种概念不包括任何形式的顺从，这使弗洛伊德悖论地更接近斯宾诺莎了。（我说“悖论”，因为情绪健康的定义是基于双重“否定”的组合。【译者注：即弗洛伊德以神经症和精神病一起来定义正常】）

换句话说，接受这种思想总是会产生某种程度的焦虑，并且在疯狂的边界出现新的世界的表象，这是用弗洛伊德的术语所表达的，是为了使（斯皮诺沙式的）快乐出现的代价。这种“常态”的概念涉及不断和非常苛刻的精神工作。我们可以补充说，毫无乐趣 - 或者更确切地说，如果主体没有将他的快乐和喜悦与这种需求联系起来的话 - 超我所施加的约束将等同于最高度的强迫性组织的特征。因此，许多因素在分析过程中起作用，以确定主体是否将达到最佳的心理功能，或仅实现比先前的应对系统更不稳定但更舒适的症状之缓解。在斯宾诺沙用语中，我们可以说精神分析经验只能产生第二种知识，它在分析过程中获得，或者可以在主体与自己和世界的关系中产生出根本性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