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前精神分析将这些好出风头以及自恋的行为以心性发展中的尿道期来称之，这和将自恋型课题放在复合晚期——客体恒性早期是相符的(Tyson l982)。这时期处在肛门期和伊底帕斯期之间，接近三到四岁的年纪。

Kohut(1971)以自恋型人格的研究做为他自体心理学的根基，认为自恋的根源比三到四岁要来得早得多。他宣称最早年的生活里，父母亲的同理失败会使得他们的孩子不容易放弃自大的自体影像，也不容易发现脆弱并与之妥协。Tolpin(1971)说这种同理失败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有不同的意义。在我看来，最后的结果是，这样的孩子在复合期过后，自体影像准备要愈合时，无法内化他们父母的同理能力。所以，他们无法执行自我抚慰的功能，于是使得到自体调节的疾患(Grotstein 1987)。因为没有能力去同理自己心里的困难状态，所以这些孩子必须将弱点分裂并加之否认。然后，他们自大的自体影像便能抵抗来袭的无助感及脆弱感。

不只有先前的困难会造成复合晚期——伊底帕斯早期的失败，后来的问题也会回过头造成这样的问题。Tolpin(197I)澄清了这个问题，他引用Anna Freud(1965)有关发展路线的概念来指出自我评价调节的课题充满人的一生。更早，在孵化和实践期，儿童需要认可的赞美和反映(mirroring，Kohut1971 )；在复合期，他们需要同理的理解、包容及设限。当客体恒久性形成而伊底帕斯课题浮现时，孩子必须有能力去认同一个他们仍然将之理想化的双亲；在潜伏期，他们需要老师和同伴的认可和赞美：在青春期，孩子需要理想化和认同老师、运动员或是明星；在成年的生活中，角色仍然由他人来认可。突出的自恋行为在实践阶段的孩子身上会很明显，然后复合晚期和伊底帕斯期也如此；但自恋型疾患可以因为任何发展阶段的失败而发生。孩子必须长期暴露在横跨各个发展阶段的双亲同理失败之中，才会得到真正的自恋型人格。他们缺少抚慰和同理的双亲客体，因而无法透过正常的的蜕变内化作用(transmuting intcrnalization)得到自我慰藉的能力(Kohut1971,Tolpin1971)。

和Kohut不同,Kernberg(1974a,1975)强调孩子攻击型的羡慕和贬抑是自恋型疾患发展的核心。他认为内在过多的攻击驱力导致贬抑的父母形象，所以孩子不会经验到父母实际上的支持。他承认这个攻击也可能和父母长期以来引发的挫折所造成的失望有关；但他并不强调这个可能性，他只是不断指出，无论孩子的攻击来源为何，孩童本身的攻击在自恋问题上占有重要的地位。Kernberg和Kohut在理论上的不同，至今仍未解决。在临床上，不论真实上外在的父母有没有在个案的早年生活里做了什么，倾向Kohut所称的：“同理的理解双亲所经验到的失望”似乎较为用，尤其是在治疗的早期。而在治疗晚期，治疗者必须同时记得Kernberg的看法，他认为这是孩子自己的攻击和羡慕(此一治疗课题将会在13和14章中再讨论)。

考虑自恋型障碍时不应忽略除了各种环境问题或增强的攻击驱力之外，还有不良的整合性自我功能会使个体在调节自大与贬抑的自体影像上的困难。如果孩子不能在心理上同时比较和对照各个影像并保留互相矛盾的概念。他可能仍然保有统合不全，自大及眨抑的自体影像，即使有足够的父母照顾和正常的驱力强度也会如此。这类问题会造成失败、批评、自我评价降低，以自大企图补偿以及失败等构成的恶性循环。整合性自我功能不佳的孩子会很难整合在学校学到的各种观念。整合与分化上的困难通常是全面性的：影响着抽象思考与问题处理的能力，而且也影响了自体和客体影像的发展。所造成的学校失败以及父母指责都会导致自我评价降低。已经在比较和对照各种自体影像的能力上出现问题的孩子企图弥补羞愧的感觉，则可会导致更多会交替地影响着专注程度的各种自大幻想。

当我们说父母的同理失败与自恋型疾患的病理有关时，这些同理失败其实是有着各种根源的。努力向上的父母可能有能力同理他们的孩子但没有花足够多的时间向孩子传递他们的了解。他们会为自己没有提供孩子够好的环境而感到罪恶，父母两人可能都长时间工作并且把被理想化了的孩子放在托婴中心。如果成功和经济安全的压力无法和孩子对持续的父母养育及肯定的需求取得平衡的话，自恋的问题就会出现，即使孩子有良好的天赋且父母有同理的能力亦然。